人民幣國際化快慢與次序之爭
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的節奏和步伐如何更好把握?人民幣走出去對外匯儲備和貨幣政策意義何在?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推動力又如何?
近日在由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第一財經日報》協辦的“2011世界和中國經濟論壇”上,來自學界和業界的專家學者對此展開熱議。
從貿易結算走向資本輸出
“人民幣國際化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海外要有人民幣、要有人民幣的流動性,這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態度。”首席經濟學家丁安華指出,目前境外有五六千億元人民幣,但是只占境內人民幣存款很少的份額。
而在外匯運用方面,丁安華表示,除了購買境外國債,還可以將一些外匯資金用來支持一些有條件的、在境外運作有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香港已經相當成熟的大型企業走出去,讓它們在境外按照市場化運作方式進行直接投資,從而增加外匯資金的應用。
注冊香港公司認為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麗則指出,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調整思路和著力點,從“貿易項下流出、資本項下回流”到“資本項下輸出、貿易項下回流”。
潘英麗說,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四個難點包括:一是如何促進貿易形態從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二是中資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相對滯后,三是需要資本賬戶開放與合適的匯率制度,考慮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四則是如何參與并推進亞洲貨幣合作。
潘英麗說,可持續的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本土有效率的跨國金融機構和跨國企業去推進,需要一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國企業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推廣運用人民幣,也需要一批有效率的本土跨國金融機構在亞洲或全球提供相應的人民幣金融服務。
潘英麗認為,在短期內資本賬戶無法完全可兌換、國內金融體系脆弱以及年出口導向仍有慣性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應該從“貿易項下流出、資本項下回流”到“資本項下輸出、貿易項下回流”。
她提出的“資本輸出+商品輸出”推進策略包括,從滿足實體經濟活動的內在需要做起:貿易融資、對外直接投資、對外PE投資,再促進本幣結算、計價和支付;從商業銀行人民幣存貸款和相關服務做起,推進中資銀行國際化。
“資本市場則從人民幣國際債券市場做起,人民幣銀團貸款,允許新興國家政府在內地和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積累人民幣對外債權,以促進資源等商品的人民幣計價。”她說道。
潘英麗還指出,官方層面,各國積累人民幣儲備的央行可以進入內地金融市場、對各國政府的援助貸款;此外,從小QFII等各類境外人民幣投資基金做起,間接開放內地資本市場。
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放慢人民幣貿易結算步伐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斌直言,人民幣升值預期驅動的境外人民幣存量增長不可持續,應該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放慢人民幣貿易結算步伐。
數據顯示,從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人民幣貿易結算約為9000億,其中進口貿易人民幣結算占80%,出口人民幣貿易結算占9%,服務業貿易和經常賬戶中的其他項目結算占到11%。
“進口貿易結算使用人民幣,帶來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外流;而與此相對應,以香港為代表的境外人民幣存量快速增加。”張斌說,“而境外人民幣85%以上回流到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其余的則通過出口貿易結算、內地機構在香港發行債券或IPO并將融得資金匯回內地、指定機構投資于內地債券市場、少許云南邊境人民幣直接投資等方式回流,而這些回流資金進入內地銀行系統,并最終以準備金的方式流入人民銀行。”
“整個過程當中實際上完成了一場資產置換。”張斌說,香港投資者借助人民幣貿易結算,把港幣、美元和其他外幣存款轉換成人民幣存款;而對內地而言,主要對手方是貨幣當局,貨幣當局資產方增加外匯資產,負債方增加人民幣計價的儲備貨幣。
數據顯示,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人民幣在香港存款的比重從700億元增加到4500億元,人民幣在香港存款比重從1%增加到8%。
張斌認為,上述人民幣進口貿易結算“做得越多,貨幣當局賠得越多”,因為其收益是美國一年期國債0.3%的收益率,而成本卻是境外人民幣在人民銀行存款利息,即2011年4月份之前是0.99%,之后是0.72%,人民幣兌美元一年升值則為4%~5%。
“負面影響還遠不止于此。”張斌接著說,“如果更多境外人民幣回流到商業銀行,而不是人民銀行,將增加貨幣供給,增加貨幣當局沖銷壓力。此外,一旦面臨國內和國際金融市場預期變化,熱錢大進大出會加劇國內金融市場動蕩。”
在張斌看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幣升值預期驅動的境外人民幣存量增長不可持續,一旦美元利率調整或是人民幣升值預期變化,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就可能遭遇逆轉。“總的來看,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是改革方向,沒有錯,”他說,“但問題在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滯后、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改革滯后,改革的次序顛倒。”
張斌建議,應該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放慢人民幣貿易結算步伐。“更徹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一方面將確保資本交易的效率,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可持續性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借助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也將自發遏制投機資本沖擊,維護國內宏觀經濟穩定,為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奠定基礎。”
“此外,中國企業也將減小對外投資中匯率損失的顧慮,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人民幣也將跟著中國企業一起更多地走出國境。” 張斌還稱。
張斌認為,目前階段,人民幣國際化次序最重要的,中長期上更多需要包括中國企業走出去等在內的金融體制改革,才能推行持久的人民幣國際化。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喬依德則認為,完全贊同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要加快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但這是一攬子政策,不是必須一一分解的。”他說。
而對于放慢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觀點,喬依德認為沒有必要。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擴大人民幣的貿易結算;第二階段是擴大人民幣雙向投資和金融交易;第三階段則是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之一。其中,貿易結算可能在五六年以后大體上可以停止;2020年到2025年可能可以走完第二個階段,而人民幣要真正成為儲備貨幣恐怕要二三十年。
喬依德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任何一個階段都需要相應的政策配合,這些政策包括監管層應放松行政權,減少對外匯的干預;擴大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加快外匯體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具有健全的法律以及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支撐等。
喬依德同時指出,目前人民幣匯率波動可能比較大,短期資本流動也相較以前多,可能會對宏觀調控帶來挑戰,“所以要走逐步的、過渡的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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